（《湖州歌·其六》）北望燕云不尽头，大江东去水悠悠。
夕阳一片寒鸦外，目断东南西百州。
……这首诗句，有如一道悠长而沉重的叹息，回荡在德佑二年的初春，潮湿而寒冷的钱塘江畔。
写下它的人，名叫汪元量。
一个原本在煌煌宋宫中，以琴技闻名的侍臣。
此时的临安己改名叫杭州。
这座偏安一隅，享乐了一百五十年的“临时安都”，如今在蒙古铁骑的冲锋下，垮了，破了。
德祐二年二月，元军统帅伯颜下令，掳掠宋廷全太后、年仅六岁的宋恭帝以及所有宗室、官属、官女、乐师北上大都（今北京）。
细雨靡靡，打在江面上，也打在江边黑压压一片惶恐无措的人们脸上。
汪元量抱着他视若生命的古琴，站在即将北上的俘虏队伍中，回望了一眼烟雨迷蒙的凤凰山——那里曾是他出入多年的宫阙。
如今，己然插上了异族的旗帜。
他的身份是“琴师”，官授“宫廷琴侍”。
在往日，他的职责是为官家宴饮、太后寿辰增添风雅。
他的世界本是宫商角徵羽，是古谱的钩沉，是琴弦的震颤。
他曾以为，这浮华而精致的日子会一首持续下去。
首到山河破碎的呜咽，压过了他指尖的琴音。
这是一支延绵凄惨的队伍，比之靖康也差不了多少。
船，在浑浊的江水中启航了。
汪元量站在船舷边，看着熟悉的“东南西百州”在视野中渐渐模糊、消失。
江水东流，无情如斯。
不管人间是赵家天下还是孛儿只斤氏的江山。
同船的一位小宫女，怀里紧紧抱着一只瓦罐，罐里插着一枝从临安宫中带出的柳条。
几天后，柳条在北方干冷的风中枯萎发黄，她仍每日小心翼翼地给它浇上一点珍贵的清水。
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阻止她。
汪元量默默地看着，然后回到舱中，取出了琴。
他没有弹奏那些喜庆的宫宴乐曲，也没有弹奏凄婉的靡靡之音，他弹的是郭沔所作的《潇湘水云》。
曲声苍茫缥缈，起初是云水苍茫的景致，继而转为山河破碎、身世飘零的深沉哀痛。
琴声在江面上飘荡，船上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垂下了头，无声的泪水滴落在冰冷的船板上。
故国啊，己在那重重的云山之外了。
……北上的路途是漫长而痛苦的。
他们经运河，过淮水，一路所见，尽是战火后的疮痍。
汪元量沉默地观察着，记录着。
他不是用笔，而是用心。
进了元大都，他看见昔日高坐庙堂的王公贵胄，在元兵的呵斥下惶惶如丧家之犬；他看见金枝玉叶的公主、妃嫔，因为路途艰辛而蓬头垢面，甚至病饿而死；他看见年迈的老臣，在元人设置的羞辱性宴席上，听到一曲南音而突然崩溃，捶胸痛哭。
这些景象，像一根根烧红的铁钎，烙印在他的脑海，灼痛着他的心神。
汪元量作为乐师被编入元朝的宫廷仪仗。
这对于深受儒家“忠君不事二主”思想熏陶的南宋士人而言，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。
昔日的同僚，有的在城破时殉国，有的隐遁山林，对他这样“屈节事敌”的行为，多有微词甚至不齿。
汪元量没有辩解，也无法辩解。
他只能沉默地承受。
只有在夜深人静时，他才能将满腹的悲愤与无尽的乡愁，倾注于笔端。
于是，一组名为《湖州歌》的庞大诗篇，开始在他笔下诞生，前后共九十八首。
这组诗，没有激烈的抨击，没有空洞的口号，只有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白描。
他写宫女们被强迫剪去汉家发髻，学习梳理蒙古髻时的慌乱与泪水（“汉儿辇发裹毡裘，妇女剃鬓学作休”）；他写赵家皇室成员被降封为毫无实权的“国公”、“夫人”，在异乡受人冷眼（“每月支粮万石钧，日支羊肉六千斤” 看似待遇优厚，实为圈养）；他写宴会上，元朝官员得意洋洋地让他们这些南朝旧人表演节目以助酒兴，他写一个老乐工在弹奏到一半时，突然弦断声咽，老泪纵横。
这些诗，像一幅幅连续的画卷，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王朝覆灭后，其成员所遭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放。
有人读到这些诗，称他为“诗史”。
汪元量听到这个称呼，只是苦笑。
史笔如铁，本该由胜利者书写，或者由刚正高洁的史官、隐士来评判。
而他，一个身份尴尬的“武臣”，一个被迫服务于新朝的乐官，他所写的，不过是亲历的痛楚与目睹的耻辱。
若有可能，他宁愿此生从不曾提笔，宁愿大宋依旧，宁愿无人认识他，自己仍旧只是宫中默默无闻的琴师。
时间到了宋祥兴二年。
一个消息如同惊雷，炸响在大都的南宋遗民圈中：在遥远的南海之滨，崖山，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全军覆没，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殉国，十万军民亦随之蹈海。
大宋，这一次是真正地、彻底地灭亡了。
那天，汪元量正在元朝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奉命弹琴。
当一位刚从南方前线回来的蒙古将领，带着几分炫耀的语气宣布这个消息时，汪元量正在抚弄琴弦的手指猛地一僵，“铮”的一声，一根琴弦应声而断。
大殿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他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面無表情地接上琴弦，继续将曲子弹奏完毕。
没有人知道，在那平静的外表下，是怎样的天崩地裂。
回到住处，他默默地将那根断弦取下，郑重地放入一个木匣中，木匣里己积攒了几根断弦。
他在新断的弦下贴上一张小小的纸条，上面只写了六个字：“大宋最后一声。”
夕阳一片寒鸦外，目断东南西百州。
……这首诗句，有如一道悠长而沉重的叹息，回荡在德佑二年的初春，潮湿而寒冷的钱塘江畔。
写下它的人，名叫汪元量。
一个原本在煌煌宋宫中，以琴技闻名的侍臣。
此时的临安己改名叫杭州。
这座偏安一隅，享乐了一百五十年的“临时安都”，如今在蒙古铁骑的冲锋下，垮了，破了。
德祐二年二月，元军统帅伯颜下令，掳掠宋廷全太后、年仅六岁的宋恭帝以及所有宗室、官属、官女、乐师北上大都（今北京）。
细雨靡靡，打在江面上，也打在江边黑压压一片惶恐无措的人们脸上。
汪元量抱着他视若生命的古琴，站在即将北上的俘虏队伍中，回望了一眼烟雨迷蒙的凤凰山——那里曾是他出入多年的宫阙。
如今，己然插上了异族的旗帜。
他的身份是“琴师”，官授“宫廷琴侍”。
在往日，他的职责是为官家宴饮、太后寿辰增添风雅。
他的世界本是宫商角徵羽，是古谱的钩沉，是琴弦的震颤。
他曾以为，这浮华而精致的日子会一首持续下去。
首到山河破碎的呜咽，压过了他指尖的琴音。
这是一支延绵凄惨的队伍，比之靖康也差不了多少。
船，在浑浊的江水中启航了。
汪元量站在船舷边，看着熟悉的“东南西百州”在视野中渐渐模糊、消失。
江水东流，无情如斯。
不管人间是赵家天下还是孛儿只斤氏的江山。
同船的一位小宫女，怀里紧紧抱着一只瓦罐，罐里插着一枝从临安宫中带出的柳条。
几天后，柳条在北方干冷的风中枯萎发黄，她仍每日小心翼翼地给它浇上一点珍贵的清水。
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阻止她。
汪元量默默地看着，然后回到舱中，取出了琴。
他没有弹奏那些喜庆的宫宴乐曲，也没有弹奏凄婉的靡靡之音，他弹的是郭沔所作的《潇湘水云》。
曲声苍茫缥缈，起初是云水苍茫的景致，继而转为山河破碎、身世飘零的深沉哀痛。
琴声在江面上飘荡，船上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垂下了头，无声的泪水滴落在冰冷的船板上。
故国啊，己在那重重的云山之外了。
……北上的路途是漫长而痛苦的。
他们经运河，过淮水，一路所见，尽是战火后的疮痍。
汪元量沉默地观察着，记录着。
他不是用笔，而是用心。
进了元大都，他看见昔日高坐庙堂的王公贵胄，在元兵的呵斥下惶惶如丧家之犬；他看见金枝玉叶的公主、妃嫔，因为路途艰辛而蓬头垢面，甚至病饿而死；他看见年迈的老臣，在元人设置的羞辱性宴席上，听到一曲南音而突然崩溃，捶胸痛哭。
这些景象，像一根根烧红的铁钎，烙印在他的脑海，灼痛着他的心神。
汪元量作为乐师被编入元朝的宫廷仪仗。
这对于深受儒家“忠君不事二主”思想熏陶的南宋士人而言，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。
昔日的同僚，有的在城破时殉国，有的隐遁山林，对他这样“屈节事敌”的行为，多有微词甚至不齿。
汪元量没有辩解，也无法辩解。
他只能沉默地承受。
只有在夜深人静时，他才能将满腹的悲愤与无尽的乡愁，倾注于笔端。
于是，一组名为《湖州歌》的庞大诗篇，开始在他笔下诞生，前后共九十八首。
这组诗，没有激烈的抨击，没有空洞的口号，只有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白描。
他写宫女们被强迫剪去汉家发髻，学习梳理蒙古髻时的慌乱与泪水（“汉儿辇发裹毡裘，妇女剃鬓学作休”）；他写赵家皇室成员被降封为毫无实权的“国公”、“夫人”，在异乡受人冷眼（“每月支粮万石钧，日支羊肉六千斤” 看似待遇优厚，实为圈养）；他写宴会上，元朝官员得意洋洋地让他们这些南朝旧人表演节目以助酒兴，他写一个老乐工在弹奏到一半时，突然弦断声咽，老泪纵横。
这些诗，像一幅幅连续的画卷，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王朝覆灭后，其成员所遭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放。
有人读到这些诗，称他为“诗史”。
汪元量听到这个称呼，只是苦笑。
史笔如铁，本该由胜利者书写，或者由刚正高洁的史官、隐士来评判。
而他，一个身份尴尬的“武臣”，一个被迫服务于新朝的乐官，他所写的，不过是亲历的痛楚与目睹的耻辱。
若有可能，他宁愿此生从不曾提笔，宁愿大宋依旧，宁愿无人认识他，自己仍旧只是宫中默默无闻的琴师。
时间到了宋祥兴二年。
一个消息如同惊雷，炸响在大都的南宋遗民圈中：在遥远的南海之滨，崖山，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全军覆没，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殉国，十万军民亦随之蹈海。
大宋，这一次是真正地、彻底地灭亡了。
那天，汪元量正在元朝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奉命弹琴。
当一位刚从南方前线回来的蒙古将领，带着几分炫耀的语气宣布这个消息时，汪元量正在抚弄琴弦的手指猛地一僵，“铮”的一声，一根琴弦应声而断。
大殿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他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面無表情地接上琴弦，继续将曲子弹奏完毕。
没有人知道，在那平静的外表下，是怎样的天崩地裂。
回到住处，他默默地将那根断弦取下，郑重地放入一个木匣中，木匣里己积攒了几根断弦。
他在新断的弦下贴上一张小小的纸条，上面只写了六个字：“大宋最后一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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